机构诊所，采访 Dominique Holvoet
《Hebdo 博客》：以弗洛伊德学派的名义举办了一门名为“机构诊所”的课程，授课人是该学派的成员，并且已经担任该学派分析师两年，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个以精神分析为导向的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这是否意味着纯粹精神分析和应用精神分析之间的区别不再有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像您所领导的库尔蒂尔这样的机构参与了诊所的更新，就像拉康依靠精神病来重新研究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发现一样？
Dominique Holvoet：您问我这个问题非常有野心，它赋予 Courtil 持续更新分析诊所的责任。
我将把问题的第一部分重新表述如下：分析的结束作为一种通行证，以及通行证之后的教学是否局限于护理机构的日常经验？如果重要的是邂逅，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令人着迷的是人类的苦难，那么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无 沙特阿拉伯电报数据 法掩饰这些被语言所穿越的言行者所遭受的痛苦所带来的现实的恐怖，但心理分析欲望所烙下的所有运动都借鉴了这一现实，产生了一次美好的邂逅。一个机构中精神分析诊所的骨架，在于依赖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的文明分析者的素质——埃里克·洛朗（Éric Laurent）的幸福表达。他们的分析改变了他们对这种伴随精神难民巨大痛苦的愿望。成为一名分析师就是要洞察维持这种忍受人类苦难的愿望的卑鄙原因。我们在这里触及了一些无法言说的事情，这件事的揭露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丑闻，在一个被规范的良好做法所淹没的世界里，这件事将越来越难以被听到。
因此，根据克里斯蒂安·阿尔伯蒂 (Christiane Alberti) 的建议，我将我的教学命名为“机构诊所”。因此，我掌握了诊所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机构空间中发展的，另一个是从机构理论化而来的。因此，我俯身在机构的床边，假设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机构主体，我们可以为其开设诊所，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开发其经验。然后，另一方面，我在机构内发展诊所，并质疑它在哪些方面不是精神分析的——一个机构本质上是与大师的话语紧密相连的——以及它在哪些方面是分析的，被文明分析者所携带的话语所刺穿。
如果我们愿意从拉康的第一个教义的角度来考虑，纯粹精神分析和应用精神分析之间的区别是有意义的——这个教义一直指导着我们。这种区别随着第二次教导而消散，并随着拉康的最后一次教导而消失。在雅克-阿兰·米勒的指导下，我们汲取了拉康的全部教诲，并从治疗学（非精神分析学）和超越治疗学（精神分析学）中汲取了启发，前者触及了症状的本质、其现实，并且每个言语存在都能够支持它。而我们支持的对象恰恰与这一现实直接相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机构中寻求庇护以保护自己。
HB： 2017 年在欧洲（更具体地说是在比利时）领导这样一家机构，这是否具有政治意义，分析师可以从中吸取临床教训？
DH：当然，从始至终它都是政治性的，因为正如拉康所说，这是一个确保人类群体保持分离的问题！我从库尔蒂尔体验中得到的临床教训是，如果我们与享受现实的理想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就可以实现这种分离，这个体验始于几个人的愿望，最初是亚历山大·史蒂文斯 (Alexandre Stevens)、伯纳德·塞尼哈夫 (Bernard Seynhaeve) 和维罗尼克·玛丽亚 (Véronique Ma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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